本报记者 高素娜

　　4月2日，“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三个亚洲案例”文献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幕，展览选取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的3位文化人物——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潘天寿、日本的东山魁夷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于处在不同亚洲文化传统中的三位艺术家个案及大量史料分析，考察他们最初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展览现场除大量图片、文字和视频外，还有6件潘天寿的重要代表作。

　　此次展览由德国ZKM、浙江友协、宁波美术馆主办，由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担任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徐佳任策展人、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任宁波站巡展总监，这也是该展亚洲巡展的第三站。对于为何会选择上述3位艺术家，徐佳说：“亚洲的现代化过程集中发生于18至20世纪，‘西学东渐’是这一时期的压倒性主导方向，3位艺术家的生命历程恰恰贯穿了亚洲的‘现代’过程，或者说西方现代性向亚洲传递的主要时段。”

　　泰戈尔、潘天寿、东山魁夷都是亚洲艺术的标杆性文化人物，他们在艺术、文化、思想、社会层面的实践在其国家也具有典型意义。

　　东山魁夷曾说：“我一生下来就成长在‘东’和‘西’的连接点中。”他大学一毕业即前往德国短期生活，接受那里的艺术熏陶。战后，欧美文化再次侵入日本，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康定斯基等现代派大师的展览接二连三地在东京举行。这使得日本艺术家再次面临抉择：是否再次脱亚入欧？然而，大量西方艺术的引进也产生了意外的结果——艺术家的视线重新转向日本美的传统。如何赶上世界潮流，使日本画现代化？时代提出了这一新课题。东山魁夷即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西方文化对他的深刻熏陶，使他对战后的西方潮流并不感到突然。他一次又一次去欧洲，或写生、或考察，接受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流派的洗礼。对于激进的、全新的艺术观，他不是马上做出反应，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环境和历史来检验。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以西方写实的眼光捕捉日本情调之美，善于表现纯洁的大自然。他的作品在保持平面性的同时增强空间感，在装饰性中抒情寓意，充满诗情哲理，透着淡淡的伤感。从东山魁夷的个案，或可体现“日本画”这一看似与欧美现代主义流派不大有直接关联的东方绘画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文化环境中，与西方现代性的传递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它的产生，正是现代性传递过程中与本土传统产生复杂反应的结果。

　　泰戈尔比他的同辈人对于印度文化有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对西方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也有更加深入广泛的了解，所以他不满意当时印度艺术对于西方的僵化因袭与对传统皮毛的矫饰呈现，而试图以“大破坏”来激活印度艺术。晚年的十几年间，泰戈尔画了2000多张画，他不太讲究技巧，基本上是即兴，而且都没有命名，保留一定解读的模糊性。泰戈尔在写给英国友人的信中说：“我以一个入侵者的恣意妄为，在自满而停滞的印度艺术界造成了大破坏。”英国艺术史学家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泰戈尔对于印度艺术相当于亨利·摩尔之于英国美术史，他是决绝地跟一切现成的传统决裂。同时，他的东西放在传统中又非常和谐，他是通过彻底的诀别来激活民族传统。”

　　潘天寿是我国的艺术大家、教育大家。在他执教的年代，既有“被批判的传统”，又有复杂的“自办新学”，这些新式的美术学校也代表着不同的艺术主张，如徐悲鸿主政的北平艺专主张欧洲古典，林风眠主政的国立杭州艺专偏重印象派，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开设了人体写生，潘天寿所在杭州艺专则更偏向中国传统，这些彼此之间各相同的艺术主张有冲突、有争论。潘天寿对于中西“混交”原本乐见其成，然而经历过杭州艺专取消“中国画科”事件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改彩墨系”事件，他体会到中西“混交”在当时给中国画带来“自我取消”的压力，遂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主张，作为对同代文化人的“全盘西化”与“中西融合”主张的反思与再平衡。潘天寿认为，西欧与东方的地域不同，人种肤色不同，生活方式、性情脾气、风俗习惯都不同，西洋人说自然界没有墨色，但中国画却是利用墨色来表现对象，如中国古代的彩陶就是用墨色来表现。因此，中国画有其独特的传统与风格，学习中国艺术，应该以中国的方法为基础。

　　为办好此次展览，徐佳带领她的团队走访了中、日、印三国最具权威的艺术史、思想史研究专家，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录制了许多访谈视频。“我们试图以此呈现西方现代性在传入亚洲继发现代性国家后的多元变异，而这，恰恰是当下所谓‘全球当代’艺术形态的源头。”徐佳说。

　　对于展览将给宁波带来哪些影响，韩利诚表示，宁波人文渊薮，三江汇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五口通商使宁波成了东西文化交汇的前沿，随着“西学东渐”，现代性在宁波这片热土上也不断交融、碰撞。如何面对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看待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思考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这都是整个亚洲需要考虑的问题，自然也是宁波这座古老城市在文化之路上需要重视考虑的问题。此次展览对宁波文化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借鉴和思考意义，将进一步推动宁波的文化大市建设。